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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的博客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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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另外还兼任:中组部等多家中央部委培训中心客座教授,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等多家地方政府顾问,美国思科公司电子政务专家俱乐部专家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 近年来致力于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以及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出版各类著作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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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断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2007-10-06 08:09: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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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断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编者按: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

 

纵观改革开放历史,我们发现,“解放思想”始终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高度评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迎催生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今天,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对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而言,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报记者走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

 

 

汪玉凯简介

 

汪玉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著名公共管理与电子政务专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改革面临战略转折

 

成都商报:党的十六大提出,对我国来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强调,“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你对此怎么看?

 

汪玉凯:这个判断非常重要,这样的战略机遇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从改革的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战略转折期,也就是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正面临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转折阶段,中国改革转型转得好与不好,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我认为在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内,我们有两个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重构改革共识,二是转移改革重点。

 

通过新的思想解放重构改革共识

 

成都商报:为什么需要重构改革共识?

 

汪玉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系列大是大非的认识问题需要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比如,腐败、贫富差距扩大、民生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国内各派人士都认识到了,但什么原因造成这些问题?看法就完全不一样。有人认为是改革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变质;但我认为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民生问题凸显,是相关制度没有构建或者构建不到位所导致: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也与官员选拔任用监督机制有关系;中国走市场化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不可能走回头路。

 

胡锦涛“6.25”讲话透露的信息,就是要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来化解前进道路上的这些问题。至于下一步改革要不要改,如何改,朝哪里改?国内各派意见分歧太大,甚至对改革不再认可,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没有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得到很好解决。所以我认为,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会认可;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通过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好好总结过去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重构改革共识。

 

以政府改革和行政改革为主轴

 

成都商报:改革重点如何转移?

 

汪玉凯: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不动摇,遇到什么障碍就推进什么改革,教育、科技、行政,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这个改革策略很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30年,经济体制改革是主轴,来带动其他改革,其他方面改革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主次关系很清晰。未来,我们可能是以政府自身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轴,来带动其他改革;当然,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很重要方面。

 

成都商报:政府自身改革和行政改革为什么会成为主轴?

 

汪玉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有一句话: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表明,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将逐步转向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两项改革可能取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轴位置。

 

现在人们越来越把改革的聚焦点集中在政府。换句话说,政府改革成为所有改革的聚焦点。因为人们发现,中国的几乎所有改革,最终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进,取得成效,与政府自身的作为是紧密相连的。比如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投资、金融、住房等改革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能否深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主体本身的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难以深入,我认为是陷入了三个误区:一是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孤军深入,三是单一行政思维,认为政府层面的问题靠行政改革就可以解决。我认为行政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层面部分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和政治发生联系,和用人制度、监督、民主、法治等更高层次的问题发生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些更高端的改革,光靠行政改革解决不了深层次问题。

 

十七大应成为推动实质性政治改革的重要标志

 

成都商报:十七大和你谈到的改革重心转移是什么关系?

 

汪玉凯:十七大应成为推动实质性政治改革的重要标志。社会公众对此期望很高,所以十七大是很关键的一个坎,如果再不对政治改革做出实质性部署,如果这些现实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历史的包袱会越来越沉重,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可能会影响后面一系列改革。

 

成都商报:胡锦涛在“6.25”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你认为十七大后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与解放思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汪玉凯:思想解放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十七大后,改革重心转移客观上要求有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面对的是“你办事我放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不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进行了很多探索,但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和矛盾,对这些探索、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用什么来检验不同认识正确与否?光从理论上说不清楚,“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我认为这30年的实践,能最好地检验,哪些是需要继续坚持的,哪些是应该坚决放弃的。所以在“四个坚定不移”中,“解放思想”被放在了第一位。

 

应对改革策略达成共识

 

成都商报:新的思想解放包含哪些实质内容?

 

汪玉凯:首先要讨论一系列“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来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这场思想解放需要围绕什么主题来展开?把问题提出来,经过深入讨论,才可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路径。解放思想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此不能停留在表象和口号上。

 

在新的思想解放中,应该有对改革策略的共识,包括讨论改革的策略,到底是源于外部压力好,还是内生性改革更温和?通过思想解放怎样促进改革发展?怎样才能不使社会发生大乱?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怎样用最小的改革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利益?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成都商报:这场新的思想解放会对改革重心转移起到怎样的作用?

 

汪玉凯:未来中国的改革的趋势,不是市场化改革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影响中国改革深入的瓶颈不在经济领域,也不在社会领域,而是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政府自身的改革。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目前政府力量过于强势,市场力量相对薄弱的不均衡的状态,就必须对政府的体制机制有实质性的改革,否则,再过若干年,可能问题依然如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中国改革的战略转折,关键是要推进政府自身的实质性改革。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之所以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未来中国发展关键的原因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推进,在什么前提下推进,在什么思维状态下推进,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取决于这场新的思想解放的深度、广度和进度。我认为排除“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现有体制的还有很大的张力,远远没有达到这个体制本身所能发挥到极限的能力。如果能把这个空间用足,对经济社会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好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人们的民主自由程度大大提高,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了真正的保障,我以为,中华民族有可能给人类在国家治理结构、形式的有效性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如果应改不改,或者不敢改革,或者改革的时机、策略不当,不敢在关键时刻往前迈出关键的步子,只是在旧体制中转来转去,肯定是收不到实质性成效的,甚至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可能。

 

与此相联系,政府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重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领导人个人对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影响,发挥法治、制度的权威;要防止改革过程的低效率重复,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以往那种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雷同,但最终的结果常常是低效率重复的现象;要有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如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民主、坚强权力的监督的制度安排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们为什么不断被国外另外误读?比如我们一再向世界表白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引来的是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声浪。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每每被世界误读除了价值层面、经济利益层面的冲突外,有没有值得我们自省的体制原因?或者体制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政治层面迟迟没有实质性改革的推进,我们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影响力就会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我认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前提就是要进行“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

 

可控性改革关键在党

 

成都商报:你认为中国推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条件是否成熟?

 

汪玉凯:中国改革30年,积累的问题太多;上层精英人物已经看到,不改革就难以继续稳固国家政权;而不改革就很难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关系民生的新问题,所以民众有很强烈的改革呼声,成为推行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改革的最大动力。在十七大这个时间点上,关键是要找准两者的契合点,从而形成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体制内改革的局面。

 

成都商报:可控性改革关键在党。落脚点何在?

 

汪玉凯:是的。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党,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起决定作用的。党所追求的是平稳的、可控的改革。共产党主导的改革,更可能从里向外改,从党内民主开始容易控制:党内差额选举,加大监督力度等,这样循序渐进,内外互动,才能推动改革前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点,所以要给中国改革以时间和空间,在它的空间之中,只要它往前推进就好,最担心的是有空间也不推进。所以只能是内生性改革,内部制度生成改革,从党内开始改革,逐步解决党内腐败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然后逐步向社会扩大。

 

中国是个大国,这样可能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会对社会平稳发展有比较大的推进,这可能是近几十年中国选择成功的改革道路。从改革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实际效果上来讲,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改革路径。改革策略和改革节奏的把握问题就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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