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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的博客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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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另外还兼任:中组部等多家中央部委培训中心客座教授,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等多家地方政府顾问,美国思科公司电子政务专家俱乐部专家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 近年来致力于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以及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出版各类著作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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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不会简单地定格在经济层面  

2009-01-05 15:40: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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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不会简单地定格在经济层面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12-28 10:49:54  作者:张庆源

  

  ——专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

危机中有“危”有“机”,“机”在哪里?对这一点,见仁见智,而有一点认识似乎更加趋于统一:这恰是改革之良机。

  就在国务院新增的1000亿投资陆续下发确定的同时,汪玉凯教授说:“很显然,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必须要动用很多经济手段,这无可厚非,但整体上说,必须用改革的思维,来应对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

  他认为,要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来应对危机,而行政体制改革,则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深化。

  就在本报记者专访汪玉凯教授的12月18日的当天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重要讲话,汪教授在听了胡总书记的讲话后对记者说:“胡总书记的讲话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路径,那就是继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30年形成“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

  《21 世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从总体上,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

  汪玉凯:我们应该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政治改革起步的。政治改革起步就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三个否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没有这三个否定,我们不可能实现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不可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自此以后,围绕政治改革,中国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乡镇政府。此外,还进行过六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1982年的行政体制改革将当时国务院100个部门撤消39 个,变成61个;1988年的改革第一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概念;1993年的改革,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1998年更是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行政改革;2003年则进行了调整;今年进行了第六次改革。这六次改革都可以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不是一步到位的,但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整体上应该说它反映着改革的内在规律。

  我给30年政治体制改革概括了四条启示。

  第一,就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由计划经济的政府,转向市场经济的政府的过程,这里面我们应该认识到,行政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既涉及到权力又涉及到利益,还涉及到人员的去留,非常艰难,所以很难一步到位。

  第二,中国改革是逐步深化的,行政改革也是逐步的深化过程,包括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比如,1982年时中国是计划经济,到1988年我们认为是商品经济,到1992年时我们就认为是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性质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的过程。

  第三,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政治改革是互相配合的。整体上来讲,是以经济改革来主导的。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就推动什么改革。

  第四,整个改革是符合国际改革潮流的。国际社会就是政府变革,公共管理变革,引入市场机制,这是世界的潮流。

  现在回头看这六次行政改革,我认为从政府改革层面上还是有教训可以吸取。

  历次改革有低效率重复情况,裁员、精简不彻底。

  行政改革孤军深入,而把事业单位改革没有跟进。事业单位有2900多万人,需要改革的范围很大。把事业单位放在一边首先稳住,只进行行政改革,结果很多地方把事业编和行政编来回倒换,行政编不够,用事业编,好像表面上看裁减了,编制下来了,但实际上没解决问题,财政负担反而增加了。

  我们更多地关注“政企分开,转变职能,提高效能,降低成本”,但更高层面的改革力度相对比较小。

  《21世纪》:3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模式?

  汪玉凯:从政治视角观察,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如果把这一模式高度抽象,可以归纳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内涵主要有三:一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模式;二是基于现代法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三是基于多党合作、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模式。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治理结构。这里所说的公共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家的整个公共治理架构中,并存着党政两套并行的公共治理组织:一是政府的行政系统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责的事业系统,一是执政党的党务系统。在党务系统中,还包含着隶属于党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系统。尽管这两套组织之间有一定的职能交叉和重叠的地方,但在国家的公共治理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上述公共治理架构,从表面上看,与西方的公共治理结构都有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实际上,中国更多的是执政党主导下的多元化趋势,而西方国家则体现的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多元治理趋势,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从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和目标,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从而也构成了这一模式的法制基础。其内在逻辑是,通过突显人民主权地位,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式的代议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

  从建立在多党合作基础之上、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协商政治来看,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也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某些特征。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实现协商政治和民主监督。

  《21世纪》:您怎么看待这种业已形成的政治模式?

  汪玉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体现了自身的优势。

  一是用中国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政治运作和政治语言,阐释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按照我的理解,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诸如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其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被世界广泛所认同。而中国政治模式所反映出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价值。如果你仔细分析,还会发现,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人本和谐”理念等,在一定意义上正在丰富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二是国家有比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这有利于聚集国家的力量,举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是可以保持国家、社会的统一。有效防范由于民主政治发展阶段的制约,导致社会的撕裂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本过高等问题。

  四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能够比较快地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从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可以肯定地讲,与中国这种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我们应该在对中国政治模式作出客观描绘,并充分肯定其优势的前提下,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一政治模式面临的挑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政党的作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利,这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执政党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摆正执政党与人民作为权力主体的关系,进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是在多元文化趋势下,如何防止国家治理中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倾向。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在观念形态领域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以往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看,在这方面有过很深刻的教训,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意识形态中心”三者高度重合为一,就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严重后果。在结束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构中国的文化价值方面,我们有过很多探索,如何淡化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重构文化价值,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是如何实现权力制衡,找到一种对公权力制约的有效制度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这一政治模式最终将有多大的张力,或者在什么范围内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获得民众信任,也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府的自我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21世纪》:您之前多次提到,中国改革的相对不协调性,即经济改革最快,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推进不平衡。

  汪玉凯:应该说这几个方面的改革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就像走路一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加大了社会改革的力度,在目前看政治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

  举例说,你比如说关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什么拼了资源拼环境,说到底都是官员选拔制度造成的。如果不以GDP论英雄,以建立全面考核指标,那官员的行政方向可能马上就变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改革发展30年之际,人们发现,中国的改革发展似乎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革的重点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我们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那么越到后来,人们发现,政府也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和中心。因此,当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提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为信号,就标志着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将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那么人们也许会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说过去20多年我国所进行的若干次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发挥作用吗?当然不是。而是说我们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政府自身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我们的公共治理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压力。

  除了政府自身的问题外,就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言,我以为最主要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保持对改革的认同度是持续努力的方向;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三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是也积聚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四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多,但是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国家所误读、误解。

  以政府自身为重点的行政改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治改革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七大对此已经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08年国务院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没有新的思想解放是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的。

  《21世纪》:您认为在接下来的时间,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汪玉凯:令人兴奋的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我以为,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思想解放,大概不会简单地定格在经济层面,因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完善的问题,而不存在被颠覆的问题。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次思想解放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我们在政治和行政方面的作为。

  事实上,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中央释放的信号就已经引起了许多人关注。比如,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四”就异乎寻常,这就是: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基层群众要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等。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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